本文摘要：马贤兴 说刑品案 今天本公号7月5日转发了中王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教授祝贺陈光中先生九十华诞的纪念文章《判断执法真实主要靠证据，追寻客观真相还需要知己》（点击标题可查阅），引起执法界广泛关注、讨论。为飨读者，现选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马贤兴的评论文章《主客观执法的辩证统一：胡云腾教授“主客观双重执法说”述评和随想》，该文首发于作者小我私家公号“山虎说法，转载请注明出处。

马贤兴 说刑品案 今天本公号7月5日转发了中王法学会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胡云腾教授祝贺陈光中先生九十华诞的纪念文章《判断执法真实主要靠证据，追寻客观真相还需要知己》（点击标题可查阅），引起执法界广泛关注、讨论。为飨读者，现选发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马贤兴的评论文章《主客观执法的辩证统一：胡云腾教授“主客观双重执法说”述评和随想》，该文首发于作者小我私家公号“山虎说法"，转载请注明出处。胡云腾教授“主客观双重执法说”述评和随想01丨胡云腾教授第一次提出“主客观双重执法说”克日读到中国案例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原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胡云腾大法官为陈光中教授90华诞而作《判断执法真实主要靠证据，而追寻客观真相还需要靠知己》一文。

文中首先回首了作者在起草有关司法解释时就“执法真实”与“客观真实”问题向陈光中教授请教一事。文中写道：如果要求司法人员保证公正司法，对事实的认定究竟是要求做到执法真实还是客观真实？大咖们的意见果真有分歧，但陈先生的意见则很是明确：“我主张切合客观真相！”陈先生重复强调，执法真实也好，客观真实也好，最终都必须切合客观真相，不切合客观真相就可能出冤假错案，就可能危害司法公正。

陈先生的意见对我们是有力的理论指导，最后形成的文件里明确写上了“健全事实认定切合客观真相、办案效果切合实体公正、办案历程切合法式公正的执法制度”。胡云腾教授由此得出“判断执法真实主要靠证据，而追寻客观真相还需要靠知己”和“可以把‘以执法为准绳’的执法明白为‘双重执法’，即作为文字法条的‘客观执法’和作为心田知己的主观执法，二者都是公正裁判的准绳”的重要论断。胡云腾教授在文中这样写道：现在我们已经越来越能看出坚持客观真相说的正确。

司法人员认定的案件事实只有与客观发生的事实相切合，司法公正才气立得住。因为公正往往藏在事实真相之中或者长在事实真相之上。如果我们只满足于证据证明的所谓执法真实，而对案件发生的客观真相不予深究，就可能导致司法认定的事实与客观发生的事实相背离，那些因误解受骗、证据灭失或举证不能的当事人就可能得不到公正。判断执法真实主要靠证据，而追寻客观真相还需要靠知己。

故有些国家的宪法或诉讼法例定，法官要凭据知己举行裁判。我国诉讼法例定司法人员办案“以事实为凭据、以执法为准绳”，没有明确知己处于什么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办案除了事实和执法之外不再需要知己等“主观执法”。

我以为可以把“以执法为准绳”的执法明白为“双重执法”，即作为文字法条的“客观执法”和作为心田知己的主观执法，二者都是公正裁判的准绳。实践中一些司法人员和状师办案经常引发民众对于人性、知己的质疑或拷问，虚假诉讼案件一度十分放肆，这与有的执法人有意无意地把知己或真相抛在一边至有关系。

文中还写了作者向陈光中教授请教关于聂树斌案件的看法，陈先生的意见对作者亲任审判长将聂树斌案再审改判无罪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意见。02丨陈光中教授和胡云腾教授的看法切合唯物辩证法和司法本质纪律陈光中教授有关司法公正要切合客观真相和胡云腾教授“主客观双重执法”的看法，完全切合唯物辩证法和司法的本质纪律，也与社会主义焦点价值观和中国几千年传承的公正正义价值相吻合。以事实为凭据，以执法为准绳，一直以来都是我们司法机关执法办案所确立和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特色。但一段时期以来，“以事实为依据”的“事实”究竟指的是什么“事实”？在司法实务中存在着一些模糊或不正确的认识，在学术上有人士把这个“事实”分为“执法事实”和“客观事实”，而所谓“执法事实”在司法实务中也获得了许多人的认可。

这种分类既在法学理论造成了一定杂乱，更使司法实务陷入了不少误区，导致部门案件处置惩罚注重形式正义，而脱离实质正义，人民群众不予认可。应该说陈光中教授和胡云腾教授的看法在理论和实务上都有正本清源的引领价值。一些人认为：要以执法事实为依据。也就是说你能提供什么样的证据、提供几多证据我就认定你几多执法事实，至于这个事实是否是真实的客观存在，则可在所不问。

裁判也将以此为依据来维护你在执法上的权益，这就有把审判法庭演酿成当事人诉讼技巧的竞技场的可能。不管司法法式演绎出来的执法事实如何“富厚”和“证据扎实”，它最终要与客观事实相切合，才会有最实质的公正。

司法的本质是尽最大努力还原和最大限度靠近客观事实。人民群众和社会认可的公正本质上也是实质公正和客观事实。虽然说，法式公正有其独立价值，但也不行过分强调法式正义的独立性。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式正义的终极目的还是实质正义，追寻客观真相才是司法的要义和本质。

如果法式正义演绎出来的正义完全背离实体正义，这样的法式正义也就毫无价值。客观真实、实质正义永远是基础的、第一位的。司法虽然具有被动性的特质，但为了还原客观事实，追寻实质公正，在认识论和方法论是并不能排挤主观能动性的。

因此，在司法历程中，法官是否能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是与法官认识客观事物的思想方法，也就是其司法的理念和审判作风密切相关的。如果法官追求的是胜败皆明、案结事了，他一定会穷尽执法手段和措施，查明案件客观事实；如果法官追求的仅仅是依照执法法式、案结了事，那他就会被动地审查已有证据，并以此认定案件的所谓执法事实。故此，对案件的事实举行“执法事实”和“客观事实”的简朴分类，从认识论讲，显然陷于了逻辑误区。

从方法论而言，这种简朴以所谓“执法事实”为定案依据的做法，对差别的案件，其影响是纷歧样的，甚至是有害的，这已经被司法审判的实践所证实。对刑事案件来说，必须对案件的客观真实性卖力，而不能仅仅依靠执法事实去认定，哪怕有一点疑问，都要查清楚，必须切合案件的客观真相。对民商事案件来讲，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和证据的高度盖然性可以高效地解决一部门案件，但对那些涉及弱势群体的案件就会有问题。作为弱势群体的当事人，他们往往因为文化水平和社会经济职位的“弱势”，其牢固证据、收集证据的能力也体现为“弱势”。

如果司法者简朴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而不作任何实质观察和实质判断，那弱势群体的案件一定难以获得实质公正看待。与此同时，就那些恶意诉讼、虚假诉讼而言，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所能证明的“事实”可以称为“执法事实”。因为它的存在不具有真实性，而是当事人虚构或杜撰出来的，法官据此所做出的裁判也肯定是错案。

所谓法官要明察秋毫，也就是要求法官用严格的法式和制度确保其所认定的事实切合案件发生时的客观真相。没有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判案，是不行能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正正义的。我国自古有“天理王法人情”之说。

“天理”居于“王法”之前。什么是“天理”？“天理”就是社会普遍认同的最高的、最基本的原理，或者厚植于人们心田的知己。而这个原理或知己，恰恰不见诸于文字，大道无形，至理无声，但它高悬于我们的头顶，成为维系社会行为秩序和执法道德秩序的最高准则。

故此，胡云腾教授提出的“追寻客观真相还需要靠知己”和“作为文字法条的‘客观执法’和作为心田知己的主观执法，二者都是公正裁判的准绳”的看法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有着深远的传统渊源和坚实的现实社会基础，既与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正义观一脉相承，又切合人民群众普遍认同的公正正义价值观。湘潭大学法学院张立平教授读了胡云腾教授文章后，也写了如下两段评论：“我是一直坚持证明尺度的客观真实论，但不阻挡执法真实论对事实证明与认定历程的详细展现。

主张对质明尺度予以主客观的双重性明白，生长而不是扬弃客观真实说。也就是说，执法真实只能作为事实认定的主观操作性尺度，不能作为个案实体公正的客观性、终极性、评价性尺度。执法真实尺度必须受客观真实尺度的制约和统摄，是客观真实尺度之下的次级尺度。

现在，最高院又重提客观真实尺度，说明诉讼证明理论，案件事实认定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可知论看法才是科学的，经得起历史磨练的。有关看法可见知网《论客观真实作为证明尺度的主体应予坚持》，《论诉讼证明尺度之主客双重性》。后文看法曾被《中王法学三十年》作为代表性看法引用。”“脱离客观真实，认为客观真实不行到达，不仅不切合案件事实证明和认定的一般纪律，而且详细操作中的主观性尺度:执法真实也会成为无根的浮萍，倒霉于司法正义的实现。

也不能解释审级制度、再审制度。既然执法真实就是证明的终极尺度，为何二审可以推翻一审，再审可以推翻发生执法效力的事实认定。这背后一定另有一个更高的尺度。

”张立平教授还认为，胡教授文中提到“以执法为准绳”的“执法”，应当明白为“双重执法”，即作为条文的执法和作为心田知己的执法，这是一个很是新颖、深刻、重要的看法！03丨践行司法知己，探寻实质正义受云腾教授“主客观双重执法”理念的启发，笔者回首了自己担任14年下层法院院长、检察长的办案履历 ，感应一些案件和事件的正确处置惩罚，还真是离不开“良心”的指引和运用“主客观双重执法”形成的判断。追念自己处置惩罚的许多案件，经常遇到一些难题和困惑，甚至是贫苦和障碍。

有时从执法条文那里找不到谜底，但最终去问自己的“良心”，还真在“良心”那里获得了启示息争决的思路。这里既有交通肇事致人重度残疾肇事方逃逸拒不赔偿案，也有老牌企业国有资产被非法商人侵吞案；既有某县文广新局长将年轻服务员灌醉予以强奸案，也有五星级旅店娱乐城从董事长到一般职员容留吸毒案；既有非法集资、非法吸收民众存款让老黎民血本无归案，也有坑害亲友、打击市场秩序和道德伦理的传销案；既有美容机构非法做隆胸手术致人毁容并成植物人案，也有丧尽天良、泯灭人性的拐卖妇女儿童案……10多年来，我秉持司法知己和实质公正价值理念，一方面在司法实践中运用“院长发现”这个执法赋予的“特权”复查再审纠正了一批已往简朴套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形成的民事领域的“冤假错案”，使一批离异人士尤其是女士从“被欠债”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在理论上提出不能直接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并连续呼吁修正这个司法解释，写出了系列理论思考文章。

直至最高人民法院在2018年1月重新颁布了《关于审理涉及伉俪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执法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伉俪债务新解释”），从基础上修正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确立的伉俪配合债务强制推定和违反法理知识的破例情形举证责任分配规则，重新明确了“伉俪配合债务配合意思表现”、“家事署理”和证明责任分配等规则。十分庆幸的是，这些规则已载入《民法典》第1064条，今年5月28日已由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集会通过，以权威法典条文形式牢固下来。2017年3月，自己也因在审判实践中纠正了一批已往简朴套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裁判的“冤错案”，同时不停呼吁和推动修正“24条”，并对伉俪债务的司法认定作出系列理论思考，被评为全国维护妇女儿童权益先进小我私家。2018年，我王法律界最具权威的执法出书社出书了我小我私家专著《伉俪债务司法认定与实案评析》。

另有一件事，也可以在自己执法职业生涯中可以重重纪录一笔。那就是我在司法实务和理论层面均取得实质突破的一场“诉讼打假”运动。

从2013年始，我秉持司法知己和不能让司法法式沦为虚假诉讼的工具的理念，在全国率先于天心区法院开展并连续推动“弘扬诚信，防治虚假诉讼”专项运动，把我们下层探索形成的“防治虚假诉讼八项建议”呈报最高人民法院江必新副院长、胡云腾专委，并上书首席大法官周强院长。今后，这些建议为多部司法解释所吸纳，成为“顶层设计与下层探索”相联合的规范。

人民法院出书社和中国检察出书社先后出书了我的《虚假诉讼防治的理论与实践》、《虚假诉讼、虚假仲裁防治与实案精解》。《人民日报》在2013年11月20日和2014年12月17日两次揭晓我的专文《诉讼也要“打假”》和《惩治虚假诉讼，司法机关责无旁贷》。2017年我又多次到场全国性学术研讨会，率先提出“虚假仲裁防治”，在社会各界发生努力回声。虚假诉讼、虚假仲裁防治的率先提出，“诉讼打假”“仲裁打假”运动的推进，就靠宪法执法的精神、实质公正的理念和嫉如果仇的勇气、奉承若金的知己做支撑。

如何秉持实质公正理念和司法知己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笔者履历的一个案例，说明在举证责任分配时行使自由裁量权也需要心田知己的指引。约莫在2008年，其时我在宁乡县法院担任院长时，一位派出法庭庭长向我汇报，说一件交通肇事逃逸致人重度残疾案，肇事方拒不认可更不赔偿，可能证据不足，合议庭开端意见是要驳回原告诉讼请求。我其时也掌握禁绝，就说上审委会讨论一下吧。

案情是宁乡县某医卫中心一辆面包车将一位骑摩托车的老人撞伤致其昏厥后成重度残疾。肇事车逃逸。眼见证人为一位老娭毑和一个小孩。

老娭毑看清了该面包车车牌的后3位数字，小孩看清面包车有红十字符号。交警部门凭据两位眼见证人提供的“面包车”、“红十字符号”和车牌号后3位数字这三个要素，排查出肇事车为某医卫中心所有，并认定其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但该中心驾驶人肇事后逃逸并予以否认，开庭时以原告证据不足为由，请求法庭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审委会上不少委员也认为，现有证据确实不充实，似乎只有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这一条路了。然而，此时“良心”质问我：这样简朴驳回可以吗？谁人躺在医院的重度残疾人谁来救援？凭肇事者不认可就不需要证据证明吗？此时，我找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划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则”），看到第七条，眼前一亮！该条划定：“在执法没有详细划定，依本划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负担时，人民法院可以凭据公正原则和老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负担。”这条划定，在理论上说就是“法官重新分配证明责任规则”。

说实话，我首先也并不清楚这个规则，但看到“证据规则”已经有这样明确的划定，我们为什么不去适用呢？我就引导大家适用这个规则，由法官将证明责任分配给被告某医卫中心，即让被告方提出没有肇事的证据，或者提出交通事故是由谁所致的证据。如果被告不能证明这一点，就让他负担败诉的责任。

这个规则让大家豁然开朗，找到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大家讨论形成压倒性多数意见：重新开庭，让被告就不认可自己肇事举证。

最终被告拿不出自己“没有肇事”的任何证据。法庭据此讯断支持原告诉讼请求，由被告负担全部赔偿责任。

出乎意外的是，一审宣判后，被告方竟然没有上诉，而且推行了赔偿义务。我重重地舒了一口吻，因交通肇事致伤致残的受害者获得了应有的赔偿救援。其实我也不熟悉这么一个规则，我是在案件陷于僵局，走入“死胡同”之时，“良心”把我引入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根据西方人的说法就是“上帝”引领的。至少在我这里，在我处置惩罚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案件中，在我这个下层实务事情者的思考和探索时，良心真是最大的法！记得在宁乡县法院当院长的时候（2006—2012年），我们宁乡法院在全国政法系统率先并连续推行“政法职业心态建设”，在全国发生了广泛影响。

市委政法委向导为了勉励我们这项开创性的运动，约莫在2009年的“长沙市政法系统向导干部政治轮训班”，特意摆设我作了有关“心态建设”的汇报讲座。我在讲座中提出“宪法是最高的法，良心是最大的法，良心是最好的心态！”“良心是最大的法”，这话引起了争议。有些同仁不赞同这么提。10年已往了，但自己还是坚持说这句话：良心就是最大的法。

因为，自己越来越感应，司法所干的就是一种“良心活”。至少在我这里，在我处置惩罚的那些形形色色的案件中，在我这个下层实务事情者的思考和探索时，良心真是最大的法！10多年来，我曾应邀到清华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等知名学府、国家法官学院和湖南、辽宁、广东、广西、贵州、重庆等高级法院以及党政机关、企事业单元讲《政法职业心态建设与司法知己》等课题。讲座竣事时，我总不忘把怙恃亲的遗像展示在课件上，并作出这样的阐释：“这是2张中国最普通农民的照片。他们的一生没有建立什么伟业，就是种田种地，挑柴卖木，养家生活，育养子女。

他们早已脱离人世，在世没有留下什么名分，我们也不必记下他们的名字。他们只是代表中国千千万万最普通农民的符号。他们没有给后人留下什么有价值的工具。

他们不会论价值观和人生观，不会讲公序良俗和情势变换等执法术语。但他们留下了一笔精神财富。

那就是两句最简朴、最朴素，而又最深刻、最具价值的话：‘做人要有良心，做事要对得住良心！’他们终身用最简朴的‘良心’二字践行为人之道，用最简朴的‘良心’二字教育子女。”自幼受到怙恃“做人要有良心，做事要对得住良心”的教诲，已经成为自己深入骨髓的“良心”气力，同时化为明辨曲直是非、公正裁判纠纷、合明白决问题的胆识、勇气和智慧 ！04丨建设知己文化，推动知己入法笔者还追念起有关“知己入法”一事。2012年7月，我在江必新院长主持的“南岳论坛”学术集会上作了有关“知己入法”的学术演讲，引发法学界热议。

海内不少主流媒体和网站均揭晓评论。2017年7月17日《广州日报》揭晓的《“知己入法”后能否获得救赎》和2012年7月23日《中国青年报》揭晓的《知己入法该不应》为代表性文章。

下面摘录《潇湘晨报》2012年7月16日《建设知己文化，推动知己入法》的报道：　“知己入法，要把知己写入执法总则！”作为本次参会的唯一一名下层法官，宁乡县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马贤兴抛出一个奇特看法。马贤兴认为资源节约、情况友好的两型社会，不仅要靠法治保障，还要靠良心保障，或者叫良心之治。

马贤兴说，作为一名常年和民众打交道的执法事情者，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他始终以为良心能够解决许多问题。“执法不行能是十全十美的，它总有毛病，心田的约束、良心的鞭笞更能制止一些问题。

”“良心都靠不住了，什么可靠呢？”马贤兴说，有不少学者质疑良心最靠不住，其实不是良心欠好，而是我们对良心发现不够，叫醒不够，建设不够。　“从现实层面来说，当今社会的某些领域，或一些社会成员，他们最缺什么？他们不缺财富，不缺资源，甚至也不缺执法，不缺制度。他们最缺什么？他们最缺良心。

”联系到社会实际问题，马贤兴侃侃而谈，在他眼里，食品宁静问题，药品宁静问题，工程质量问题，矿难频发问题等等，都是缺少良心的体现。“如果我们的良心还在，我们就会留田给子孙耕，我们会留蓝天和江河给子孙享用。

”马贤兴说。提到如何构建知己，马贤兴首先认为要建设知己文化，其次要推动知己入法，“要把知己写入我们的执法总则，成为指引、评价、规范人的行为的规则”。

马贤兴说，尤其是涉及教育、医疗、食品、药品、工程质量等执法法例，更应当引入知己的观点。（山虎，2020年7月15日，长沙）作者马贤兴，系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此前任湖南省宁乡县人民法院、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院长。社会兼职有：中国人民大学虚假诉讼治理中心特约研究员，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大、湘潭大学和延安大学等8所高校法学兼职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出书《虚假诉讼、虚假仲裁防治与实案精解》、《伉俪债务司法认定及实案评析》、《政法职业心态建设漫谈》等专著6部，撰写、揭晓各种文章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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